人们注意到，奉行主观归责的道义责任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渐显捉襟见肘的颓势。
(三)以信赖为核心的授权原则 传统上的授权理论建基在熟人之间或信赖关系基础之上，而至数字时代，此种熟人生态似不复存在，不仅可能会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可能完全是与程序或机器打交道。[7]换言之，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个体处于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之中。
即便知情，也可能存在风险不断扩大的可能性，何况很多风险未必可能被事先预知，知情同意几无实际功用。[22][德]尼克拉斯·卢曼著，瞿铁鹏、李强译：《信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0页。对初始获取主体的知情同意以及后续转移主体的知情同意。(二)三重授权中的授权 尽管知情同意原则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但实践中，这一原则在个人——平台两造之间的隐私协议中，却是一个被利用得极为充分的规则。进入专题： 知情同意原则 信赖授权原则 数字时代 。
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其余两个问题存在的必要性。一、知情同意之风险分配机理 从知情同意的本源来看，其根本上是一种主体交往之时设定法律关系的前提与基础行为，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建立还是对他人的授权，始终具有拓展交往主体能力的功能与作用，同时该行为还具有限权与自我义务设定之效果。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乌尔里希·贝克所讨论的风险分配更多是从社会以及世界范围内所遭遇的风险角度而言的。
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之处，即个人怎会对未知风险和并不确定以及无法知晓的后续主体进行知情同意？这也是始终让人们既认为应当要有知情同意原则，同时又认为其事实上无法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20]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13页。如前文分析，个人信息利用风险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授权行为的信赖期待，这些都指向知情同意的适用场域。而从全社会而言，信任关系如果被分散在一个大型社会结构中将发挥比只是在小范围或地区内的信任远远重要的作用。
[22]如果知情同意分离于此前的信赖授权，那么信任则会再增加此种授权的信赖与信任关系。比起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的知情同意行为而言，在风险分配客观性的基础上，由信息收集利用者成为控制和应对风险的主要主体更具客观性与可行性。
因为复杂的社会是开放的，其中虽有若干方向，但是欠缺足以让人获知如何行事的完整规范系统。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但是个人信息利用风险却是面临无数数据利用(不当利用)环节，并在众多主体之间移转。事实上，可从如下角度考虑衡量相应风险分配的标准。
[4]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第二，个人知情同意的实现是否需要信任与信用。从风险的知晓程度而言，知情同意的对象可分为已知风险与未知风险。[11]中国消费者协会：《100款APP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报告》，http: ∥www.cca.org.cn/jmxf/detail/283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6月27日。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知情同意原则作为一项法定原则，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平台经营者通过发布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等方式获取相应授权，从而获得对用户个人信息的处理与利用等相关权限。在经由个人知情同意所设定的授权行为中，其对自身信息的掌握更仿佛是一个脱了线的风筝，同意授权之后的诸多数据利用行为均不在自身知悉与控制范围之内。
(三)以信赖为核心的授权原则 传统上的授权理论建基在熟人之间或信赖关系基础之上，而至数字时代，此种熟人生态似不复存在，不仅可能会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可能完全是与程序或机器打交道。[7]换言之，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个体处于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环境之中。
即便知情，也可能存在风险不断扩大的可能性，何况很多风险未必可能被事先预知，知情同意几无实际功用。[22][德]尼克拉斯·卢曼著，瞿铁鹏、李强译：《信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0页。对初始获取主体的知情同意以及后续转移主体的知情同意。(二)三重授权中的授权 尽管知情同意原则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但实践中，这一原则在个人——平台两造之间的隐私协议中，却是一个被利用得极为充分的规则。进入专题： 知情同意原则 信赖授权原则 数字时代 。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其余两个问题存在的必要性。
一、知情同意之风险分配机理 从知情同意的本源来看，其根本上是一种主体交往之时设定法律关系的前提与基础行为，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建立还是对他人的授权，始终具有拓展交往主体能力的功能与作用，同时该行为还具有限权与自我义务设定之效果。四、结论 个人信息利用领域的知情同意原则，既被认为是共识规则，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普遍质疑与挑战。
在实践中，无论是平台的隐私政策、用户协议还是司法实践，都将知情同意转换为一种同意授权，而此种授权又缺乏信赖内涵。第三种：符号控制)，这些使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更具体地讲，是因其他人自由进入世界的复杂性的简化
如果结合《传染病防治法》的非常态法特征, 从征用便利的角度看,应该做属地理解,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征用本行政区域内的财产,不管这些财产所有人的住所是否在本行政区域内。出于防控疫情的需要而征用物资或场所,目的基本具有正当性,但政府面对紧急需要时只能进行征用,不能实施征收吗?谁的物资和场所可以被征用?依据什么程序征用并进行补偿?返还和补偿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在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征用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口罩事件中悉数呈现。
[1]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征用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口罩后,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返还物资,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先答复物资已经发放,无法返还,只能补偿,随后答复返还口罩(当然不是收回已经发送完毕的口罩再返还,事实上只能是同型号的其他口罩)。形式审查是对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的审查。[21]参见沈岿:《风险治理决策程序的应急模式——对防控甲型H1N1流感隔离决策的考察》，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如前文所述,被征用财产毁损、灭失的,补偿应包括两部分:财产被征用期间的使用权损失和被征用财产毁损、灭失的损失,但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并没有要求补偿口罩被征用期间的使用权损失。
面对紧急情形,政府如何依法行政,公法学上有两种进路:有限的超法律主义和宽松的法律主义。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不禁追问,这种征用合法吗? 在疫情肆虐时期,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常态的医疗秩序受到巨大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征用转化来的征收仍然是合法的征收,而不是侵权,《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用补偿而不是赔偿,暗含了这样的意蕴。《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规定与《物权法》第44条的规定类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
地方的创制性立法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但实施性立法,即为了实施上位法,其立法范围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从这个角度看,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征用不能理解为跨区域征用。
[8]上述做法区分征收和征用概念的同时,认可征用可向征收转化。在甲市卫生健康委员征用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口罩事件中,乙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选择实物补偿。《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政府应急征用的权力,地方立法就紧急征用权的行使进一步细化规定,可以理解为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实施办法。《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也规定了政府针对使用权损失的补偿义务,第45条第2款规定:…… 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能返还的,应当及时返还。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草案中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我们必须寻求在规范含义范围内的其他解释方案,事实上,财产被征用或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可以解释为两种补偿:财产被征用的补偿和财产被征用后毁损、灭失的补偿,财产被征用的补偿对应财产使用权的损失,财产被征用后毁损、灭失的补偿 对应财产恢复原状的损失和所有权的损失。
那么,如何理解在本行政区域内呢? 本行政区域内的财产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属地的解释和属人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疫情防控中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但我们选择性忽略了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并行的制度资源供给匮乏。
(二)政府机构能否征用另一个政府机构的财产 《宪法》第13条第3款将征收征用的对象规定为公民的私有财产,《立法法》第8条将征收征用对象规定为非国有财产,《物权法》第44条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将征用的对象规定为单位、个人的财产。在征收征用的公益性评估中,的确存在多种公共利益的平衡,公共利益并非一块整石,……具有多种利益组合而成的结构[12],要计算构成公共利益的多种指标的权重——社区居民生活关系重建、国家的粮食安全、对生态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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